胡济邦:苏德战场上的中国女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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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济邦(1911—1997),原名胡翠仙,曾名贾宗弢,浙江省永康县古山镇人。由于幼年失父,胡济邦的童年在十分艰难与清贫的生活中度过。1923年秋,12岁的胡济邦考入永康县初级女子师范学校就读。她就是在这所简陋的乡村学校接受了一位善良的孀居校长吕莹玉的英语启蒙,她先后掌握了英、法、俄、日、匈、拉丁语。15岁毕业后,胡济邦千里迢迢来到山东济南,投奔当时还在津浦铁路局工厂的三哥胡济川。胡济川设法将小妹安排到济南东城根中学读书,常年以窝窝头就咸菜充饥的胡济邦学习优异,成绩在班上每每名列前茅,而且她在学校里喜交友,结交有“八姐妹”。1927年,胡济邦重返杭州,考上了杭州女子法政学校。

胡济邦:苏德战场上的中国女记者  第1张

抗日女先锋1928年,胡济邦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政治经济系。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南京各大、中学校罢课,上街宣传抗日,要求国民党政府下令出兵抗日。经过连日宣传,9月28日,中大学生冒雨列队到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激于义愤打了外交部长王正廷。12月初,北平一批学生来到南京,后遭军警阻拦、逮捕百余人,5日,为抗议这次暴行,中大的示威队伍径向首都卫戍司令部进发。示威队伍中女同学不多,有王枫(王昆仑的妹妹)、胡济邦等。事后,朱家骅因学生冲击了卫戍司令部,引咎辞去校长职务。

1931年12月17日,胡济邦亲身经历了震动全国的“珍珠桥血案”。1932年春,胡济邦被中央大学罗织罪名开除,并派出宪兵逮捕她。胡济邦逃离南京,在北京大学借读了半年。

1933年秋,胡济邦参加了中共外围组织——南京读书会,会址在南京市成贤街无锡同乡会王昆仑住处,成员有王昆仑、孙晓村、王枫等人。孙晓村常去上海,与中共文委党员曹亮联系。分析形势,宣传抗日,团结同志开展抗日救国活动。

胡济邦:苏德战场上的中国女记者  第2张

红色情报员1932年至1933年间,王昆仑当时是国民政府的立法委员,在国民党内部从事反蒋斗争,并与中共建立了联系。胡济邦参加了有王昆仑、曹亮、章培(章乃器之兄)等的一个秘密小组,她专门负责宁、沪之间的情报工作,将掌握的军事情报及时交曹亮,使党组织了解敌情,做出决策。

1933年春,胡济邦成为中共南京军事情报员,经四哥胡济时介绍,她在国民政府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家做家庭教师。7月间,蒋介石在庐山召集最亲信的高级将领开绝密军事会议,制定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行动方案,计划集中100万军队,200架飞机,向中央苏区进攻,采取“步步为营,节节进剿”,持久战与堡垒战术的作战方法。这个行动方案,被胡济邦机智获取,送由曹亮经过上海党的组织转报送往苏区,这情报对我中央苏区反围剿有很大作用,使国民党遭到意想不到的挫折。

1933年9月底,江西瑞金中央苏区的红色通讯社将这次罪恶会议的全部内幕一古脑儿捅了出来,蒋介石及其谋士气得差点晕了过去。他们怎么也搞不明白,是哪一位法力无边的高级“共谍”竟能把何时行动、各路总司令是谁、包括德国顾问汉斯·冯·塞克特精心炮制“碉堡政策”、“步步为营、节节筑路、期区围剿、分进合击”的重要战略战术,甚至为配合“围剿”而制定的《封锁匪区办法》《匪区食盐、火油、药材、电器封锁办法》等详细条文也搞得一清二楚。

1934年,由王昆仑介绍,胡济邦在中共党员王殿臣(化名卢涛)同志领导下,继续从事秘密工作,并以贾宗弢的化名加入中国共产党。

打入外交部胡济邦是从1933年开始供职于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的。促成胡济邦涉身外交界的是其胞兄和恩师。胡济邦的三哥胡济川上世纪20年代中期曾是济南津浦铁路局工厂的一位普通技术员。1928年5月,日帝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新任主任兼山东交涉员蔡公时临危不辱使命,壮烈捐躯。当时,颇有爱国思想的胡济川置生死于度外,奋不顾身地掩护营救蔡公时手下的中国外交人员脱险。为了表彰胡济川的爱国行动。国民政府外交部特意将胡济川招入部内。年轻有为、富有才干的胡济川从外交部亚洲司科员起步,旋即外放,数年中连连高升,从驻朝鲜元山领事馆副领事,迅速升任驻朝鲜大使馆参事。

胡济邦所以能轻而易举地进入等级森严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除她一口流利的英语以外,胡济川的说合也是显而易见的。同时,还有一个重要人物——中央大学经济系主任何浩若也起了很大作用。作为恩师,何浩若对自己的得意门生颇为赏识。更主要的是,“九·一八”事变后,何浩若先生的爱国倾向表现得十分强烈。他曾领导学生救护队,并参与护校行动,胡济邦的不俗表现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何浩若遂向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汪精卫力荐胡济邦。经过国民政府考试院的核准,胡济邦成了朱鹤翔为司长的外交部国际司五科(护照科)的一名年轻的女科员,并仍兼俞大维家庭教师,继续为我党从事情报工作。

战地女记者

1936年,胡济邦被任命为国民党驻苏联大使馆随员(新闻专员),她是旧中国正式派驻国外的第一位女外交官。

胡济邦在驻苏大使馆的工作是管理卷宗,拟稿和收受公文信件,每日工作时间上午10时至下午1时,下午3时至5时。夏天很舒适,胡济邦有三四个月下午不办公,并另有两星期暑假,可以出去旅行。夏天是苏联最美丽的季节,就如中国的春天一样。白天时间很长,早上4点钟天亮直到夜半11时天才黑。从1941年起,胡济邦兼任《中苏文化》杂志驻苏记者,在苏联开始从事新闻采访活动。

《中苏文化》创刊于南京,1937年11月迁至重庆,改出抗战特刊半月刊。1939年改为月刊,1940年改为半月刊,1944年起改为月刊,1946年起迁南京出版。

苏德战争期间,胡济邦以记者身份亲临前线,采访报道了列宁格勒保卫战、莫斯科保卫战和斯大林格勒战役。她为《中苏文化》撰写的新闻报道主要有:《庆祝全民胜利中的莫斯科》《列宁格勒防卫战之经过》《解放后的斯大林格勒》等“苏联通讯”,她采访过崔可夫、朱可夫、列宁的弟弟、列宁的夫人,成为抗战时期中国唯一的驻苏战地记者。

据她回忆,在莫斯科保卫战期间,每天有200架纳粹飞机轰炸莫斯科,但莫斯科城上空有6道高射炮防卫圈,德军的飞机能钻进去的极少。扔下的炸弹都是燃烧弹。开始几天,飞机一来,胡济邦也和莫斯科的居民们躲进地铁里,但不久就习以为常,她也不再去躲避空袭了。有时,德军扔下燃烧弹烧着了房子,胡济邦也参加扑灭大火的战斗。几十万莫斯科人不分昼夜地构筑环绕首都的防御工事,仅构筑防御内线就有25万人参加,其中四分之三是妇女和少年,真是万众一心。

回国后经历1949年3月,国民党驻苏使馆起义,4月,阔别故土13载的胡济邦以赴欧学习为名离开国民党驻苏大使馆,乘飞机经瑞士抵香港回国。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朝鲜、波兰以及欧洲一些国家与我国陆续建交,这样就必须及时派出外交官。经李克农的推荐,胡济邦来到外交部工作,曾任秘书、科长、副处长,研究员。在那些日子里,胡济邦极具语言天赋。战争期间及战后她和斯大林在一起时说俄语,这是在苏联学的;和美国罗斯福、杜鲁门总统、英国张伯伦、邱吉尔在一起时说英语,她的英语基础原来就不错;和法国戴高乐总统在一起说法语,她在苏联学过两年法语;胡济邦还用流利的英语和匈牙利语采访南斯拉夫铁托总统、匈牙利卡达尔总书记、马罗山副总理。胡济邦还会日语、拉丁语以及世界语,这是她在“北大”短暂借读的日子里学会的。正因为胡济邦的语言天赋,故而与各国朋友、领导人可以自由广泛地交谈采访、没有语言障碍。

1956年,胡济邦调入《人民日报》社,历任该报驻匈牙利记者,全国记协国际联络部部长、国际部编辑、评论员。

1979年,其丈夫毕季龙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当时她已近古稀,仍在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1997年,胡济邦不幸谢世,享年87岁。(赖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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