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盲制作出的“古文字”骗过西方语言大师,季羡林也险些中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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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覃早年著作过《大史学家陈垣》一书。

书中提到了一个名叫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 1862-1943)的英国籍匈牙利探险家。

这是一个天才式的人物,集学者、探险家、考古学家和地理学家等几种身份于一身。

他本身是匈牙利人,母语是匈牙利语(马札尔语),又由于在他的童年时代,匈牙利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所以他很小就会说德语了。

10岁那年,他被父母送到德国德累斯顿市的克留兹舒勒学校读书,在小学期间学会了希腊语、拉丁语、法语和英语。

小学毕业,他即进入了作为大学预科的信义会(马丁·路德教)中学学习,后来读过的大学有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德国的莱比锡大学和图宾根大学,以及英国伦敦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学会了梵语和波斯语,主攻东方学。

1887年底,24岁的斯坦因加入英国国籍,出任旁遮普大学注册官和拉合尔东方学院院长双职,为英国效力,到英属印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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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因的研究范围很广,包括克什米尔古代文化与地理、犍陀罗佛教艺术等等。

他后来考察过亚历山大大帝东征的路线、寻访玄奘大师和马可·波罗东去的足迹,还进行了四次著名的中亚探险。

就在他的第二次中亚探险活动中,他用极其不光彩的欺骗手段运走了我国的敦煌遗书。

老覃在《大史学家陈垣》一书中就细致入微地讲述了他在1907年仅用四块马蹄银(合200两银子)就从看守敦煌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禄手中带走了8000余卷写本和几箱绢画的经过。

法国人伯希和之后仿斯坦因之例,付给王道士500两银子运走了6600余卷写本精品和38幅大型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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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的遗失,让我国有识之士痛心疾首。

著名收藏家周延元在自己所著《周廷元敦煌写经守残留影》之《编目赘言》中痛呼:“言念及此,尤堪痛恨心碎矣。”

大史学家陈垣整理劫后余生的敦煌文书时,撰写了《敦煌劫余录》,其十四卷。书名取“劫余”二字充分表达出了对国宝被劫夺的愤慨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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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在《序》中写痛斥斯坦因和伯希和为“贼”。

老覃在这里说一句,伯希和是有名的汉学家,经常出入中国,并且在各种学术界集会上频频露面,他还是陈垣的粉丝,曾公开声称:“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唯王国维与陈(垣)先生两人。”

话说回来,到底是什么东西勾引起斯坦因的中亚探险之旅的呢?

这事儿,得从著名的“鲍威尔写本”(即《鲍尔古本》)说起。

鲍威尔是一个英属印度军官,他在1889年为了缉拿杀害了英国探险家达格利什的凶手来到了中国的和阗(今和田),在街头看到了一个维吾尔农民在摆卖一批“古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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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古文书”,古色古香,上面写满了奇形怪状的字。

鲍威尔对这些字一个也不认得,但凭借直觉,他认定这些“古文书”起码有上千年以上的历史,就好奇地问了问价。

维吾尔农民的要价不高,就是10头毛驴的价值。

鲍威尔大喜过望,一股脑买了下来,寄到了印度加尔各答的孟加拉亚洲学会,交给当时著名的东方学家霍恩雷进行鉴定。

霍恩雷的全称是奥古斯都·鲁道夫·霍恩雷,他是斯坦因的导师,精通古代中亚与印度语言文学研究,是十九世纪西方社会在这个领域的学术权威。

霍恩雷对这些“古文书”进行了潜心研究,但历时三年,还考究不出这些文字的来历。

可怜的霍恩雷,他对佉卢文、印度婆罗米文、中亚婆罗米文、藏文、汉文、回鹘文、波斯文、阿拉伯文、阿拉米文、以及希腊文等等文字都能进行解读,唯独对这些“古文书”的文字摸不着头脑。

但他又不甘心让外界得知自己的学术水平不过如此,就指称这些文字是中亚的远古文字,诞生于公元4世纪之前。

他还煞有介事地猜测说,这些文字运用了类似婆罗迷字母的书写手法,里面记载的可能是古印度梵语宗教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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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一听霍恩雷的说法就犯晕。

但越是这样就越吸引人。

很多人都投入到这些“古文书”的研究中去。

这些“古文书”后来被炒作成为了“世界上最古老的书籍”,身价大增,被命名为“鲍威尔文书”,大有成为无价之宝的趋势。

鲍威尔的军衔晋升为少将,被授封为汉密尔顿爵士,从此驰名全球。

老覃以前写过《楔形文字发现后,300年没人能懂,后来为何突然被破译了?》一文,文中说了,任何古老文字的破译,都必须借助双语文献或三语文献。而任何文字,都会存在于一种“文字文化圈”里。以我国的汉字为例,“汉字文化圈”就涵盖了朝、日、越南以及很多东南亚国家。楔形文字也一样,在古代西亚,也出现了一个“楔形文字文化圈”,包括阿卡德楔形文字(分为巴比伦与亚述两支方言)、赫梯楔形文字、胡里楔形文字、乌加里特楔形文字、乌拉尔图楔形文字、埃兰楔形文字、古波斯楔形文字等。

楔形文字的破译,就是从最“年轻”的古波斯楔形文字入手,一步步向古老推进,最终破译苏美尔楔形文字。

为了破译“鲍威尔文书”上的文字,从1893年至1898年,在英属印度盂加拉亚细亚学会总干事霍尔宁提议下,印度政府责成英印驻中亚各外交机构代为收购中亚古文献,特别留意收购来自中国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的文献。

这一收购不要紧,这一收购,与“鲍威尔文书”相似的“古文书”源源不断地冒出来,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马继业和沙俄驻喀什噶尔总领事尼古拉·彼得罗夫斯基的住所里后来都堆满了这种东西。

顺带在这里说一下,老覃在前些年写过《太平天国叛将,死李鸿章之手,爱女被洋人所得,生下一子祸国殃民》一文,文中交待过这个马继业的来历。清乾隆年间,曾经出现过一个非常著名的“马嘎尔尼访华事件”,马继业就是马嘎尔尼家族的后人。他的父亲马格里(HallidayMacartney)在1862年加入美国人白齐文等组织的洋枪队,配合李鸿章所部淮军镇压太平天国。马格里娶了“苏州杀降”事件中惨死的太平天国纳王郜永宽家中的一个女子为妻,于1867年在南京生下马继业(GeorgeMacartney)。

这个马继业虽有中国血统,却毫无中国感情,他在国际关系史上著名的英俄地缘政治大角逐中充当了一个可耻的角色,在1898年提出阿克塞钦地区边界方案,即臭名昭著的“马继业-窦纳乐线”,埋下了中印西段边界争议的祸根。

斯坦因在收购“古文书”热潮中把和田作为了自己第一次中亚考察的目标。

期间,他对收购的“古文书”产生了怀疑,于1901 年 4 月走进和阗直隶州的州衙大门,会见时任和阗直隶州知州的潘震,请求潘震帮助自己“打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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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震出动州衙,经过明察暗访,最后抓到了专门制作“古文书”给鲍威尔的维吾尔农民。

这个维吾尔农民名叫斯拉木·阿洪(又译伊斯拉姆·阿克亨),和田人,是个文盲,他就是当初卖“古文书”给鲍威尔的人。

他在潘震的严审之下吐露出了造假的经过。

本来,他之前一直在和阗附近的村子摆地摊倒卖钱币、印章。

1894年,他看到有印度的白人来购买带有文字的古代抄本,开价都很高,就决定改行,亲手伪造一些假文书卖给这些人。

刚开始,他还是很虔诚地把附近古代遗址中出土的古文书上的草体婆罗米文一笔一画地抄写临摹到纸上。

但是,他后来发现购买这些手稿的西方人根本就看不懂上面的文字,实在没有必要照抄,就解放了思想,放开了手脚,随便乱写,甚至还经常做机械性的反复乱写。

这丝毫没有影响到他的生意。

自从霍恩雷说他制造出来的“古文书”可能是古印度梵语宗教教义后,更是销量大增,达到了供不应求的地步。

他不得不聘请了助手,甚至动用了雕版印刷术,进行疯狂的大批量生产。

至于那些用来制造赝品古文书的“古纸”,制作过程极其简陋:用杨柳枝泡水,等水变成了黄色或浅棕色之后,再把纸一捆捆地扔进去浸透。等捞起晾干,再在上面写上或印上“文字”,然后像烤烟草叶一样,将之放到火上熏烤,让纸之产生一种焦脆感。最后,埋入沙土里,过了一两个月挖出,就大功告成了。

听阿洪说出了“古文书”的造假过程后,斯坦因啼笑皆非,写信把这一切告诉了霍恩雷。

但霍恩雷已经对这些“古文字”的研究走火入魔,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反而咬定是阿洪在撒谎。

现在,阿洪制造出的那些“古文书”还有很多收藏在英国国家图书馆中,分类号为:Or.13873和Or.1387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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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恩雷作为一代语言研究大师,尚且是这样的一种表现,则其他入戏已深的吃瓜群众就更不用说了。

我国研究西域和中亚的资深考古学家、当时任教于北京大学的黄文弼,曾在1929年到和田市场上买到了这种“古文书”。他将之命名为“古和阗文书”,带回北京和季羡林一起研究。季羡林也中了招,认为“这是一种古和阗文字”,但“内容尚不可考”。

一直了到1959 年,季羡林的老师、德国印度学家瓦尔德施密特(Ernst Waldschmidt)在季羡林处见到这些 “古文书”,忍不住帮季羡林指出,这其实是阿洪遗留下来的伪造品,委羡林这才从梦中惊醒。

标签: 匈牙利电影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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